“在过去一年，高达80.9%的受访公众表示他们曾参与过捐赠。其中，45.9%的受访公众参与了钱款捐赠，31.7%参与了物资捐赠，23%参与了时间捐赠，35.2%参与了行为捐赠。”2023年12月22日，“中国公众捐赠研究论坛”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举办，并正式首发“中国公众捐赠研究”全国范围抽样调研的数据和成果。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在论坛上表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是提高自己，捐赠是增进公民社会的纽带。“中国的捐赠里60%仍然是企业捐赠，个人捐赠只占40%，但是我看到我们个人的捐赠数量在增加，这是个非常好的趋势。”

       受邀参加论坛的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郝睿禧表示，全球捐赠数据调研只问三个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帮助过陌生人”“有没有捐过钱”“有没有做过志愿者”。

        郝睿禧介绍说，2016年时，中国在参与该调研100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十。但是在过去五六年时间进步飞速，2021年排第51，2022年第39，是所有国家里面进步最快的。“我认为有技术的创新，以及互联网的作用，可以让大家很快地接触到善的理念、善的行为，为降低门槛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天下午同时举办了主题分别为“理解多元的捐赠人”“捐赠人行为方式与心理机制”“互联网公益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的创新发展”的三个分论坛，捐赠人的行为、激励机制等行业普通关注的问题被广泛热议。

       “如果没有互联网配捐会怎样？”在分论坛上，多位嘉宾先后谈到了“取消配捐的成本到底谁来承担？”“如果几个亿的配捐没有了，还会有那么多机构来募捐吗？”“没有配捐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激励我们的捐赠人参与并激励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相关数据表明，61%的捐赠人的捐赠历史不超过5年，公众捐赠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具备很大的增量空间。但近年来，在互联网平台和工具发展的助力下，个人捐赠领域呈现出来巨大潜力。比如，从2015年至今，腾讯公益平台76.4%的个人捐赠额来自于配捐期间。

       “配捐对各类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都带来了净筹款额的显著增长，不仅仅是官办慈善的项目，也包括大量民间组织的公益项目。在没有任何更好的替代措施的情况下取消配捐，可能的结果是损失七成的捐赠额，且有可能伤害所有参与平台筹款的公益组织。”在北大国发院管理学长聘副教授、北大女性领导力中心主任马京晶看来，虽然这些问题很难给出完美的答案，但是从数据角度可以看到配捐的作用。

       马京晶表示，应该认识到配捐是一种国际常用的激励捐赠的机制。现有的研究显示，配捐通常能够提高个人捐赠的可能性，即提高捐赠人数，但同时挤出了一部分个人贡献，即降低了人均捐赠额，因而最终对慈善机构净筹款额（即总筹款额减去配捐额的部分）的影响并不明确。但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的配捐可以显著提升净筹款额的主要原因，是社交媒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具体来说，基于社交媒体渠道的捐赠带来的社会认同压力增强了匹配捐赠的影响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社交媒体参与程度高的筹款项目（即一起捐的比例高）、由官办慈善组织发起的筹款项目（通常在动员时带来更强的社会认同），以及两者间的交互都促进了互联网捐赠情境下的匹配捐赠效果。

       马京晶认为，配捐中产生的问题，往往是人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从这次中国公众捐赠调研的数据结果来看，很大一部分公众是不知道何为慈善机构的，也不知道哪些是互联网募捐平台。如果连捐赠的渠道是不是慈善机构都不清楚，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她表示，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如何更好地传播公益慈善知识，提升公益慈善教育水平，同时进行相关的法制教育，这是一件耗时耗力的长期工作，但也是我们国家提升全民慈善意识的必经之路。